公元(1172)春，32岁的辛弃疾，由都城临安(杭州)掌管粮食积储及京官禄米供应等事务机构的重要僚属———司农寺主簿，调任至饱受战争灾祸的淮南前线重镇滁州为知州，到淳熙元年(1174)春，辛弃疾离开滁州，任江东(南京)安抚司参议官。濒临淮水前线的滁州，既缺乏安全保障，多次遭受战争的破坏。从乾道四年(1168)以来，又连续遭到水旱灾荒。到处是人烟冷落，一片荒凉萧条。辛弃疾由京城调到滁州这样的地方，有人以为他受了委屈。他自己却认为这正是独当一面，实施其政治抱负的一个好机会。

　“隆兴和议”虽然是宋金所有和议中屈辱最轻的和议，但毕竟是不平等和议，锐意恢复的宋孝宗决心通过武力以雪国耻。主张抗金的大臣张浚已于和议前去世，宋孝宗转而依靠指挥“采石之战”的虞允文。乾道五年(1169)将虞允文升任右相兼枢密使。宋孝宗决定采取分别从江淮、四川东西两路攻金的策略，因而乾道八年(1172)九月，虞允文以少保、武安军节度使任四川宣抚使，封雍国公。此前一年，宋孝宗还将三衙之一的待卫马军司移屯建康(南京)，以建康作为宋军东路的前进基地。

　　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辛弃疾来到滁州任上。

　　到任以后，他立即以勇往直前，果决明快的作风，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积极措施。首先，是减轻老百姓的赋税负担，让人们有吃有穿。百姓历年积欠的租赋共钱五千八百贯，他请求朝廷给予全数豁免。还减免了商贩业税额十分之七。其次，是招抚流亡，安定民生。对逃荒流亡的居民，租给土地、贷给钱粮，修建房屋；分给流民土地、农具、牧畜、种粮，鼓励他们在滁州安家落户，平时农耕，农闲之时则编练民兵，练兵习武；很快，滁州的人口逐渐增加，生活恢复了。第三，恢复城市的商业建设。辛弃疾组织民工烧造砖瓦，砍伐木材，雇用工匠，在乱草纵横的街道上，建筑起商铺、客店、酒馆，以便行旅。恢复了交易市场，取名繁雄馆。第四，建造了一座寓义深刻的奠枕楼。这一年恰值夏麦丰收，短短的半年之内，滁州过去荒陋的面貌大为改观。他选择城西一块佳地修建了一座高楼，取名为“奠枕楼”，为居民登临游览的场所。

　　奠枕楼，取天下太平，安居高卧，登楼览胜，与民同乐之意。更深一层，是为激发民众振奋精神，鼓动军民积极抗金的斗志。奠枕楼初建成，有不少名士和朋友作文赋诗，友人周信道来滁州相会并与崔敦礼各作一篇《滁州奠枕楼记》略记其始未。辛弃疾这首《声声慢·滁州旅次登奠枕楼作·和李清宇韵》，就是写下了他登楼时的兴奋和感慨的心情。滁州发生了巨大变化，物阜民康，证明了辛弃疾初任地方官的才能，也为实现主战派的战略意图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只待具体的实施时间。辛弃疾还有一首《西江月·为范南伯寿》也是写于这一时间。